江南多名仕，苏州犹如此。历史上，不少苏州青年才俊和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从政之路。其中，自宋朝以来，至少有17位苏州人来颍州（今阜阳）做官、讲学、担任公职，他们在史书和阜阳地方志上留下了哪些印记和名声？在苏州与阜阳结对合作的当下，本报就此约请原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邓建设撰文，谈谈走进阜阳历史的苏州人的故事。

01

好评差评两知州

北宋时期，有两位苏州人做过颍州的最高军政长官——知颍州军州事，简称“知州”。他们在颍州的作为志中无载，但从《宋史》对他们的评价看，是为一扬一贬。

获的好评的是钱象先，字资元。据史书记载，他参加会试时成绩优秀，名次靠前。关于他任职颍州的时间，乾隆《颍州府志》记为至和年间（1054年-1055年），道光《阜阳县志》记为嘉祐年间（1056年-1063年），由此推断，应当在至和年尾、嘉祐年初。时间不长，但在当时是很正常的。如我们熟悉的欧阳修、苏东坡，他们在颍州任职的时间，前者不到一年半，后者不到半年。

据《宋史》记载，发现并推荐钱象先的人是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因钱象先精通经术，让他作了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老师，同时兼做帝师，为仁宗讲解儒学经典，甚受器重。期间，在钱象先即将去蔡州任职之前，仁宗打破众侍讲排班进讲的规矩，单独让他讲了一天的课，说是“大夫行有日矣，宜讲彻一编”，意即在你走之前，无论如何也要把过去讲课的内容再给我复习一遍。这让那些“同列罢进者浃日”，意思是同去的人因之惭愧得汗流浃背。钱象先不仅精通儒家经典，还“通法家说，故屡为刑官，条令多所裁定。尝以为犯敕者重，犯令者轻，请移敕文入令者甚众。又议告捕法，以为罪有可去，有可捕，苟皆许捕，则奸人将倚法以害善良，因削去许捕百余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封建时代，违反了出自皇帝的意旨——敕，所受到的惩罚要重于中央以下各级政府的法令，钱象先在掌管“最高法院”时，为避免过度惩处，常把敕令变通为普通法令。他还注意堵塞法律漏洞。当时的《告捕法》规定，只要有人告，就逮捕。钱象先认为，这样做不妥，难保不让坏人利用这一点报私仇。对一些被告，可以先让其“去”，就是今天的取保候审。为此，他把《告捕法》里允许逮捕的条款删除了一百多条。这一切，都很人性化。因此，史书说他“持心平恕类如此”。

阜阳的旧志特别从《宋史》里找出前面的那段引文为钱象先立传，因为当时颍州的官民也有不少是他改革的受益者；作为基层政府，也认可他的改革。

被差评的是林摅（约1067年-1124年），祖籍福建长乐，寄籍福清，后来迁居到苏州吴县。建中靖国间（1101年）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出任颍州知州。

林摅进入“公务员”系统，得益于其高官父亲的荫庇。但林摅绝不是庸才，在一次奉命巡察河北后，他向朝廷提出合理化建议，引起宋徽宗重视，被赐“进士及第”，相当于科考第一梯队前三名。权相蔡京将其引为部属，在他出使辽国时，要他蓄意用无礼的方式激怒对方，虽被批“怒邻生事”，但还是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后来“辽人以失礼言”，也就是向宋朝提出抗议，才让林摅出知颍州。不久，他又被提拔为兵部尚书，进同知枢密院事、尚书左丞、中书侍郎。但是，林摅毕竟未经过科举，文字功底较差。一次，皇帝召见新科贡士，在林摅传呼姓名时，因不识“甄盎”两字，闹了笑话，还推卸责任，被御史批评“寡学”“倨傲不恭，失人臣礼”。

不过，《宋史》还是肯定了林摅的工作能力，并例举说，其在知扬州时熟悉政情，清除恶霸，治理污吏，一般工作人员从不敢对其有所欺瞒。一次，有个行商早晨从旅店出去后至晚未归，店主人报告到政府，他判断：“此当不远，或利其货杀之耳。”按照商人的行踪寻找，“得尸沟中，果城民张所为也。”

林摅去世时，按照一品官的规格下葬。后来因其是“蔡京死党”，于靖康元年（1126年）被追贬节度副使，在当时，这本来就是一个安排贬官的虚职，据考，只是正八品。

02

计东留下《游白蟹泉记》

康熙辛亥（1731年），颍州人刘体仁为其子刘凡从苏州吴江聘请了一位老师。刘体仁是清初进士，能入他的法眼的人，当然不是俗辈。

这位来到阜阳的家庭教师就是苏州的计东，字甫草，号改亭，生于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卒于清圣祖康熙十五年（1676年）。他博学工古文辞，当时被称“才子”。计东15岁时补诸生，进入官办学校学习，曾著《筹南五论》，明末著名政治家史可法为之称奇。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他在参加顺天（北京）府的乡试时中举，但很不走运，四年后，清王朝因江南地方银粮征收不到位，将包括苏州在内的现任官员一律降两级调用，地方绅士，全部革去功名出身，计东也在其中。

计东来到颍州后，教学之余，常带学生荡舟慧湖，登高吟眺，一载乃归。在颍期间，其最可称道的，是他为颍州留下了一篇《游白蟹泉记》，用优美的文笔描写了白蟹泉的形态及来历：“泉穴三四点，皆微若黍，喷薄有声。穴外一沼，广不逾弓，深不过尺，仅受水三四斛，然汲之不穷。同游者皆曰：里人数见泉中有白蟹二，光莹如美玉，出没穴中，故以名泉，泉固自有异也。”同时，论证了欧阳修关于颍州“水甘”的所由：“欧阳子美颍之水，必指地中之泉无疑。且颍四郊无山，水自白蟹外更无甘者，其为欧阳子所取宜，莫如斯泉矣。”

自计东写《游白蟹泉记》之后，阜阳旧志中方有关于白蟹泉的记载。

03

拼死保护学生的好校长

雍正三年（1725年），颍州州学迎来了新一任学正，也就是校长。此人名沈作霖，字沛然，苏州常熟人，康熙乙酉年（1705年）举人。到任第三年，也就是雍正五年的五月，颍州发生了一次局部性水灾，受灾民众至州中陈述灾伤情况，说着说着，“忽移祸于诸生”，就是把这次天灾说成是由州学学生引起的。并罗织罪状，将州学学生囚禁起来。群情汹汹，事态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我们都知道，在科学还不足以解释自然现象的时代，人们遭遇自然灾害时，往往会找替罪羊、找宣泄口，会从人与神的关系上找原因，从而将责任归因于其他个人和群体。十四到十八世纪时，欧洲瘟疫肆虐，灾难横行，很多人认为是女巫从中作怪，为此许多女巫被烧死。在中国古代，类似的例子也很多。沈作霖对可能发生的情况非常担忧，他不顾自已患严重的痢疾，决定到当时安徽省会安庆去，请巡抚——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干预此事，“行至舒城，病甚”，仆人劝其回颍州治病。他说：“我宁愿死在外地，也不能坐视颍民的灾难而不管。”到安庆时，他已不能行走，随行人员用绳床抬着他去见巡抚。当时，他的舌头已僵硬，强撑着对巡抚说了一句话：“十八个无辜秀才，五十里被灾百姓，惟公保全！”言毕，瞑目逝去。颍州州学的学生“卒赖以免”，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惨剧。这位舍己为人的好校长，应该被阜阳人永久铭记。

04

他三次任阜阳县县丞

苏州昆山县人王若浚曾三次任阜阳县县丞，即今天的副县长。志载，王若浚出身监生，也就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嘉庆四年（1799年），被任命为阜阳县县丞。仅在职七个月，次年就被调到来安县代理县长去了。在代理县长的位子上仅履职两个月，椅子还没焐热，又回任阜阳县县丞。回任后，平稳工作一年，又被要求“卸事”——暂时停职，离开工作岗位，押送一批卷宗去北京。途中往返三个多月，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回阜，继续担任阜阳县丞。大概是途中过于劳累，四个月后病故于阜阳任上，一时无人接职，其印信被封存于县库。用古人话说，这位为国家任劳任怨、为阜阳献出生命的县丞“深可悯念”。

05

17位苏州人在颍州任职

据阜阳地方志记载，走进阜阳历史的苏州人，还有出任阜阳县代理知县的徐锡寿（1819年）、知县陆长荫（1926年），出任颍上县代理知县的毛成勋（1788年）和宋思楷（1798年），出任太和县知县的张庆曾（1797年）、刘德润（1821年）、邹钟俊（1880年）、陆延龄（1888年）等17位人士，他们在颍州及所属各县或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或担任学正（学校校长）、典史（公安局长）长等职，在阜阳历史上留下了清晰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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