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文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居“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合称“苏黄米蔡”。他们都生活在北宋，其书法水平代表了宋代书法的最高成就。苏轼“楷书、行书、草书皆擅，”世称“苏体”。

　　苏轼书法理念的核心是“崇尚意趣”，“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苏轼在颍州所作《六观堂老人草书》诗，也是推崇书法“尚意”理念的“论书法诗”代表作之一。苏轼为颍州留下了楷书《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醉翁亭记》《丰乐亭记》《中吕满庭芳》，行书《颍州祷雨贴》《菊说帖》《跋勾信道郎中集朝贤书夹颂金刚经》，草书《醉翁亭记》，行草《临颜真卿争坐位帖》等珍贵墨迹，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书法艺术的宝库。

山东密州（今诸城）超然台旧照

　　其实，苏轼是会写多种书体的全能书法家，他曾在密州“超然台”上用隶书题名，还在杭州绘画后题写过隶书。其隶书结体错落有致，笔划舒展得体，汉隶韵味浓郁。超然台位于山东诸城市内，为北宋熙宁八年（1075）苏轼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古时亦称东武、郊东）太守时所建，并在修葺好的超然台上题名 “禹功传道明叔子瞻游”石刻。据清乾隆《诸城县志》记载：“石高尺八寸，围二尺八寸，质甚璞，中藏岩壑，皆曰太湖石，然不类。石背镌三行九字，字径寸，八分书（即隶书）。左读之，曰‘禹功、传道、明叔、子瞻游’。”所谓“八分”即“汉隶”。欧阳修《集古录》迳指“八分”为“汉隶”。之未有挑法者也。与苏轼同游的三人分别是：乔叙，字禹功，诸州人，时为密州倅。章传道，名传，闽人，密州教授。赵杲卿，字明叔，胶西人，府学教授。

　　苏轼守密州，与后任颍州太守也有些经历及诗文上的关联。苏轼在密州时曾作著名的《后杞菊赋并叙》，讥讽王安石实行新法，减少公使库钱，致使公库斋厨空乏及官吏生活水平降低。尤过往招待出现了“斋空不知春（以“春”名酒），客至先愁予”的窘境，客人来了没有酒招待，让身为州守的苏轼感到很尴尬，并因此而发愁。还因吃不饱饭而与通判刘廷式，循城墙边采食枸杞叶与菊花饱腹。这当然是嘲讽新法之弊的戏作。北宋元祐六年（1091）十月，苏轼任颍州太守作《到颍未几，公帑已竭，斋厨索然，戏作》诗，有“我昔在东武，吏方谨新书”等句。“在东武”即在密州为守时。苏轼把在颍州的情况与他知密州时的境遇相对比，遂“戏作”（有嘲弄之意）成诗。其实，苏轼诗中所指“公帑已竭，斋厨索然”，仅仅是针对“公使库”招待过往使节的“公帑”而言，而完全不是苏轼及全家的日常饮食生活遭遇到了窘境。苏轼手头有钱，他知颍州之前为朝廷撰书《上清储祥宫碑》，因而刚刚获赐银一千两的“润笔费”，这千两银子（有专家估算相当今天的90万人民币）在当时应该是一笔巨资。满足全家人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问题。

翁方纲手拓并题跋超然台题名拓本 

　　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翁方纲，在《复初斋诗集》（卷三十）记载：城县东坡题名石刻：“禹功、传道、明叔、子瞻游。”凡九字，隶书。胡书巢太守、桂未谷司训同时拓寄。”宋代文学家何薳（yuǎn），其父何去非是武学博士，善于做文，颇受苏轼赏识，经由苏轼推荐，哲宗诏准加承奉郎，博士如故。何薳著有《春渚纪闻》笔记集十卷，其卷六为《东坡事实》，有《乐语画隶三绝》云：“薳于扬州得先生手画一乐工，复作乐语云：‘桃园未必无杏，银矿终须有铅。荇带岂能栏浪？藕花却解留莲。’其后又作汉隶书‘子瞻、禹功同观’。真三绝也！”（《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三册，第2420页）。这些记载说明，苏轼对隶书也是颇有研究的，但墨迹拓片存世稀少，因而苏轼会写隶书的事情鲜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