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马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通代步工具，官员会骑马是必备的基本技能。北宋皇祐二年（1050）春旱，欧阳修时任颍州太守，他凌晨骑着马去城厢巡视灾情，有“清晨驱马思悠然，渺渺平湖碧玉田”（《祈雨晓过湖上》）的诗句。苏轼也概莫能外，他在颍州太守任上，出行时也常根据需要，或乘船或坐轿或骑马。宋代皇帝为体现对大臣的恩宠，常以宫廷养马机构“天厩坊”等驯育出的御马来赏赐有贡献的官员。御马，顾名思义，主要是为皇帝和宫廷服务的马匹，大臣们以得到恩赐的御马为荣耀。苏轼在北宋元祐年间的辉煌时期，曾先后5次获朝廷御赐并配备有镀金镶银马鞍的骏马5匹。

　　北宋元祐元年（1086）九月十二日，苏轼在京师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时，朝廷曾赐其配备镀金银鞍和缰绳的御马“玉鼻骍”（白鼻赤毛的马）一匹。元祐四年（1089）四月，苏轼将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又获朝廷赏赐配有镀金银鞍和缰绳的御马一匹。苏轼认为自己有一匹马就够用了，因此就匀了一匹马送给经济拮据的弟子李廌（字方叔）。转念又想，李廌家贫，说不定哪天就会卖马救急，而此马是朝廷赏赐的御马，必须写张公据给李廌，说明此马的来源才好。于是便亲笔写了一份《马券》，既是作为凭证，也是为抬高御马的身价，可以多卖一些钱。苏轼写完这张马券半年之后，苏门六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又给李廌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作用竟然是为李廌公开叫卖这匹马。迄今，马券的刻石及拓本流布于世。

　　北宋元祐六年（1091）六月一日，朝廷宣召苏轼再入学士院，又赐一匹配有镀金银鞍和缰绳的御马。当年闰八月上旬，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太守的任命下，皇帝御赐他官服一套、金腰带一条，备有镀金银鞍加缰绳的骏马一匹，苏轼上《谢赐对衣金带马状二首》，感谢太皇太后（高太后）和皇上（哲宗）的恩宠。《谢表》中有“枯羸之质，匪伊垂之，而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后也，而马不进”之句。苏轼任颍州太守时的同僚、颍州签判赵德麟在《侯鲭录》中记载的一个故事，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东坡年十余岁时，在乡里见父亲苏洵在诵读欧阳修《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苏洵让苏轼也摹仿这个题目撰写一篇类似的文章，苏轼天赋聪颖，写诗作文善于用典，竟在脑子里迸出“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的佳句。“匪伊垂之带有余”典出《诗经·小雅·都人士》，意思是说京都上流社会的官宦士人穿戴华丽，丝带拖地，但他们也不是故意要这么做，而是因为带子太长了。这是讲当时的社会习俗和风气使然不好改变。“非敢后也马不进”典出《论语》，齐国与鲁国两军战于郊野，鲁国大夫孟之反在鲁军大败时在殿后掩护。快要到城门了，用鞭子抽着马，对前来迎接他的人说：“我不是敢于殿后，而是因为我的马跑得不快。”显示了孟之反不夸功自傲的谦逊品质。苏轼语出惊人，苏洵喜出望外，他认为儿子以后定能出人头地，长袍大马，身居高位。他就鼓励说：“希望你这些话，日后真能用上。”果不其然，苏轼不负父望，步入官场后多次荣获朝廷赏赐的“金带”和“御马”。

　　元祐六年（1091）闰八月二十二日苏轼到颍州任后，即奏《颍州谢到任表二首》，再次感谢太皇太后和皇上恩准外放至恩师欧公曾当过太守的善郡颍州。苏轼在谢表中还介绍了颍州当地的人文地理、风俗人情和历史沿革等情况，表达了“既未决于归田，故力求于治郡”的决心。事实也是如此，苏轼在其位谋其政，策马扬鞭，砥砺奋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颍州留下了治水修闸、开仓赈灾、缉盗维稳等彪炳史册的卓越政绩，至今仍为人们所颂扬。

　　北宋元祐七年（1092）二月底，苏轼由颍州调任扬州知州；八月又从扬州知州任上被诏还朝汴京（今河南开封）；九月中旬到兵部尚书兼侍读任。此时，皇帝又御赐他官服一套、金腰带一条，证明身份品级的鱼袋一个，配有镀金银鞍及缰绳的御马一匹。苏轼作《谢除兵部尚书赐对衣金带马状二首》，引用了他从小就受到熏陶滋养的《后汉书·范滂传》中的内容，并激昂地写道：“慨然揽辔，敢有志于澄清。”表达了不负皇恩和使命，不坠青云之志，在有生之年，加倍努力干好朝廷所赋予工作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