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州府中学堂（清颍中学堂）的前身，是位于大东门内北侧金鸡嘴文昌阁下的“清颍书院”。“清颍书院”，由颍州知府王敛福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创建，但其文脉源自北宋欧阳修守颍时所创西湖书院。“清颍书院”在清咸丰年间毁于兵祸，后移建于西城文德街。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时任颍州知府联福在其址创办（开办）“清颍学堂”（又称清颍中学堂），旋即改为“颍州府中学堂”。第二年，即光绪三十三年（1907）聘府学教授汪大策兼任“监督”（即校长）。

　　联福（生卒年不详），又名伟臣，旗人。清光绪年间，联福前后两次出任颍州知府，在位时间长达10余年。民国三十四年（1945）《阜阳县志续编》（卷八·秩官表，第221页）记载：“知府联福，二十二年（1896）六月初八到任”，任颍州知府（从四品）。二十九年（1903）卸任，在颍州府工作了7年。“知府联福，三十年（1904）四月十八日回任”，三十四年（1908）升任新职，他在颍州府工作了近4年。

　　知府联福思想较为开明，重视教育和培育人才。联福是清末阜阳历史上最后一位进士王震昌的10位重要“受知师”（生员在县、府、道参加考试时的主考官及阅卷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王震昌（1882—1958），字孝起，号伯盂，清末颍州阜阳县人，居北城鼓楼北韩家胡同，世代书香门第。中第后，旋受清廷公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辛亥革命后以乡谊受幕安徽督军倪嗣冲，抗日战争时期跟随民国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举家迁往重庆，受聘为军令部顾问，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浙江文史馆员，回归人民怀抱（详见李兴武《清末翰林王震昌的科举人生》一文）。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知府联福同意天主教法籍传教士南从周在阜城小隅首建天主教堂，开展传教、慈善活动和文化教育，开办教会学校。刘世勋著《阜阳教育史话》（黄山书社，2016年12月第1版）认为，“纵观阜阳的教会学校，与自办的一些新式学校相比，有不少教会学校办得颇有特色，其课程改革、教学模式令人耳目一新……。客观上对阜阳教育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安徽巡抚冯煦，以《奏为安徽省光绪三十三年大计荐举颍州知府联福等卓异人员事》（清制，吏部定期考核官吏，文官三年，武官五年，政绩突出，才能优异者称为卓异），上奏朝廷举荐联福。

　　知府联福在任期间，积极顺应“清末新政”（1901—1911）对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所开展的运动，包括构建近代教育体制的国情大势，遵循清政府颁定的《奏定学堂章程》（1903年制定，1904年1月公布），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办了“清颍学堂”（又称清颍中学堂），旋即改为颍州府中学堂。

　　　民国《阜阳县志续编》（卷六·学校志，第102－103页）记载：“丙午年（即光绪三十二年，公历1906年），开办清颍学堂。监督汪大策。即今县立中学”。“清季，丙午年（即光绪三十二年，公历1906年），就清颍书院（文德街）创办清颍中学堂，旋改颍州府中学堂”。“清季废科举，改书院为学堂，即以此为清颍中学堂，旋改称颍州府中学堂，即阜阳最初设立之中学堂也”（卷二·建置志，第39页）。

　　清宣统年间，曾任安徽布政使兼提学使、安徽巡抚的冯煦主修《皖政辑要》，作为官修的地方政书，史料可靠，编纂严谨。《皖政辑要》（学科·卷五十二·普通，第504页）记载：“颍州府中学堂，公立，在城内西关文德街，就清颍书院改设，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由知府联福开办。以书院田亩、房租、典息、七邑滩捐为常年经费。学生八十一名。”颍州府官立府中学堂经费，“岁入4660两，岁出4000两，资产数69367两”（学科·卷五十六·经费：《安徽全省中学堂经费表》）。

　　1993年《阜阳地区教育志》、1996年《阜阳地区志》均记载：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颍州府知府改清颍书院为清颍中学堂，是全区第一所普通中学堂（注：时任知府为联福）。现为阜阳市第三中学。

　　这里特别指出，有些文史著述和文章把颍州（阜阳）官署出资创办的诸如“聚星学堂”、“清颍中学堂”、“桑蚕学堂”等公办教育机构，记述成由官府聘任的“堂长”或“监督”（校长）所创办，这是没有根据的，不符实际的，也是失之偏颇的。这些“堂长”或“监督”（校长）仅是因其学识名望被颍州官府聘用并履行职责而已，并非由他们出资或捐资所创办。

　　去年，神羊曾发表《阜阳三中，搞错了校史，“敬错了神”》一文，希冀阜阳三中校方认真回顾研究这段教育史，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真实准确地表述校史，真正确立颍州知府联福在创办清颍中学堂（颍州府中学堂）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缅怀一代名宦、颍州知府联福对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切不可将创建之功记在后来才被聘为颍州府中学堂“监督”（即校长）的府学教授汪大策身上，造成张冠李戴“敬错了神”，贻误后学，影响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