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市文史专家陆志成先生的文史著作《苏东坡与颍州》(中国文联出版社，2019年11月第1版)问世。

　　陆老是我市文史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虽年逾八旬，但精神矍铄，愈老弥坚，写作热情盛旺。他从该书总体策划、史料搜集、遗迹考察，潜心研读，至动笔写作，历时三载余，谓之“三年磨一剑，淬炼出精品”并不为过。全书近40万字，体例严谨，篇章分明，内容丰裕，新意迭出。挑灯拜读之后，深感此书特征凸显:

　　一是站位高。陆老在编纂该书写作纲目时，把东坡守颍的动因，放在了北宋变法改革和激烈党争的大环境下去考量，既烘托了苏轼在北宋政坛、文坛所处的显要地位和份量，也点明了苏轼与颍州风云际会般难得的历史机缘。为此，他精心设计了苏东坡与“乌台诗案”、苏东坡与“扬州诗案”（竹寺题诗案）、苏东坡与王安石、苏东坡与司马光等篇章，点明了苏轼当年所处风云诡谲的时代背景。

　　二是挖掘深。该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深挖细掘出了一些鲜为人知或并不熟知的内容，窥到了苏轼丰富的精神世界。譬如慎密考证了苏轼守颍与“宗资、范滂（字孟博）旧治”的内在关系，以及范滂对苏轼成长过程中的深刻影响。苏轼在《颍州到任谢表》中盛赞颍州：“土风备于南北，人物推于古今。宾主俱贤，盖宗资、范孟博之旧治；文献相续，有晏殊、欧阳修之遗风”。所谓“旧治”，即是从前或原来所管辖的地方。苏轼此言，揭示了范滂与颍州的密切关系。尤其是运用阜阳、太和旧志记载详实的范滂故里遗址、范滂墓地、太和署衙内的二贤祠、记事碑刻，以及范滂入颍州、太和文庙乡贤祠，范母入颍州贞烈祠（六贤祠），及大量咏范诗文等地方志资料，做到了史与志的相互印证，确认了颍州即是范滂旧治和其故里的史实。这一重要考证，为眉山苏轼与颍州范滂找到了精神相通的内在契合点，揭示了苏轼对颍州这片沃土深沉热爱的一个重要根源，深化了东坡文化和东坡精神的深邃内涵。

　　再则，历史上阜阳有着“欧苏旧治”的美誉，欧阳修与苏轼两位大文豪相继守颍，既是历史的机缘也是必然。在颍州，欧阳修将引导和统率文学发展的重任托付给了苏轼，完成了文坛盟主的责任交接。虽然王水照、崔铭先生在《欧阳修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颍水河畔六一居》（第八章）中已经提及此事，但其中起始原委的演变过程，以及如何选择曾巩、王安石，最后又如何选定了苏东坡，则语焉不详。而陆老运用丰富的史料，条分缕析、逐层考证，进一步厘清了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北宋文坛盟主责任交接的这段史实，对提高颍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非常重要。

　　另外，该书还对阜阳旧志失载的“苏堤”、“苏公祠”等文物古迹是否曾经存在等悬疑，用新近发现的史料线索进行了考辨论证，确认了“苏堤”“苏公祠”等的历史存在，并将这段被湮没的历史挖掘了出来，丰富了苏公遗迹的内容。同时也为颍州再造新西湖和文化景点设置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是内容丰。苏轼曾两次莅颍，对这里感情颇深。苏轼多次在诗中表达了他在颍的安逸生活和愉悦心情，如“公退清闲如致仕，酒余欢适似还乡”（《臂痛谒告，作三绝句，示四君子》），感到在颍州犹如退休回到家乡过田园生生活。北宋元祐七年（1090）二月，苏轼离别颍州去扬州任，他在“知颍诗”最后一首中感叹：“哪知有聚散，佳梦失欠伸”（《和赵德麟送陈传道》）。苏轼与颍州仕民结下深厚感情，在任上度过了最为惬意的日子，他的一个“佳梦”，表达了对颍州的眷恋不舍，感到时间过于短促，在打个呵欠伸次懒腰的瞬间就悄然逝去了。苏东坡还想着在“人淳事简，壤厚泉甘”的颍州多呆上几年，多为颍州做些奉献。该书囊括了东坡守颍半年间的诸多政绩，以及在颍州诗文书画艺术创作活动中留下的上百首诗篇和数件墨宝，对全面了解苏轼一生的宦海沉浮而言，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是文风实。陆老治学严谨，一贯遵循文史著述的原则要求著书立说，尤为重视用史实说话，杜绝杜撰戏说，肯在求实、求真和求新上下功夫用气力，行文引证以史为据，写作态度严肃认真，文笔准确、鲜明、生动。因此，该书的可读性、启迪性皆强，从中可以享受阅读文史著述的艺术魅力。

　　概而言之，该书是一部缅怀东坡守颍的感恩之作；是一部东坡与颍州历史文化研究和普及的开山之作，必将对传承和弘扬东坡文化和东坡研究起到积极有力的推动作用。